因为电影《三体》和其他一系列科幻电影的开拍，媒体称“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即将到来，科幻电影成为网络热词，国家领导人也纷纷接见科幻作者。科幻电影与现实科技的距离经由国家机器的推动变得没那么遥不可及，科幻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类型兴起势在必然，而科幻电影中的战争片又是全球最高票房系列的电影。

今年（2015）的一个热闻就是小说《三体》的编审杜虹身患绝症，是华人中第一个冷冻遗体的，实际上只是冷冻了头，50年后解冻，看能不能复活——就像《三体》里的云天明一样——这个新闻把现实世界和科幻世界连接起来了。很多科幻创作，是从现实的身边开始建构世界，《三体》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出发，开始构建一个很远很大很哲学的宇宙。

科学理论与科幻世界。以科学理论来建构的世界其实是有局限性的。简单来讲，科学理论是建立在逻辑和实验的基础上。首先理论上需要逻辑自洽，不能自相矛盾，这是公理体系。第二可以用实验论证，这是证伪体系，这是科学理论的坚实基础，也行之有效。上世纪80年代出版界曾经翻译过一本书《GEB，一条永恒的金带》谈到数学家哥德尔、美术家埃舍尔、音乐家巴赫之间的关联，其中哥德尔定理，证明任何一个公理体系，如果想解释所有命题，就不能保证该体系是逻辑自洽的，也就是说如果想不自相矛盾，就必须同意有一些命题是公理体系不能解释的，这就是所谓科学理论的完备性和纯粹性不能同时并存——这既是唯科学论不能成立的理由，这又为艺术、超验体验等范畴提供了空间，也为科幻艺术提供了空间。如果把科学绝对化功利化庸俗化了，就不可能有卓越的科学想象力，科幻电影恰恰打破科学理论的禁忌，大胆假设创造了符合科学规则的艺术世界，谁敢说大爆炸理论、万有理论和超弦理论与神秘的艺术体验没有关联？

我们80年代入学的大学生，对科幻电影的热情来得很早，小时候受教育是理想主义的，也是看着《未来世界》、《珊瑚岛上的死光》这些科幻电影长大的，不少至今还在发烧。90年代我们从学校第一批进入市场，马上面临非常现实的问题——90年代全社会市场化——这是当今社会之所以是现在这种发展状态的非常有特点的一段时期，在财富热潮中科幻成为小众的趣味。

90年代以来，由于现实的压力和全民经商的热潮，大家的想象力实际上是受了一些遏制，或者说没有那么得到鼓励，坚持在科幻第一线很不容易。今天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我们希望不管从科技的想象，还是艺术的想象方面，科学幻想能有一个引导，有一个启发。 当社会处于后发赶超阶段，学习和仿造就可以了，无暇幻想，艺术是奢侈。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领先程度，今天的中国发展形态可以成为其他社会研究和学习的选项之一，需要独立处理未知问题，需要领先探索未知世界，科学的想象力和艺术的想象力就变得非常重要。科幻创作可以天马行空，但是机遇来自社会。对科技的认知是进步的乐观的，或者是退步的悲观的，实际上是一个想象共同体。这个时候的科幻创作，无意中满足了社会需求，满足了社会大众，为解决复杂世界的复杂问题，大众创新问题，科技进步方向问题，提供了想象力源泉和工具。

我对科幻电影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电影天然是科幻，第二句话科幻创作者就是创世者，第三句话科幻创生超级战士和概念武器。

电影天然是科幻，科幻未必是电影。电影建构想象世界，导演要把观众代入一个“规定情景”。电影比文学更复杂一点，是通过光影、声音、角色，作用于观众的视听来建立一个世界，因为多方面专业团队的共同努力，制作水平越高越容易把大家引入情景。通过影音方式建立的时空关系，首先让观众相信这个世界，然后把他代入规定情景，作为一个角色，在这个世界里建立自己的运行方式——这是电影的专业水准。科幻建构一个世界，电影也是建构一个世界，想象逻辑是相通的。

《三体》的艺术构思来自于三颗恒星的不确定性运行，这是天体力学的一个经典问题。科幻偏爱的科学理论包括相对论、量子论、混沌理论和其他讨论复杂性的理论。科学一定是决定论的吗？我们需要了解科学的不确定性来源是什么。误差问题来源于测量的局限；混沌理论是普利高津对复杂系统的理论解释；量子论是玻尔和海德堡等用概率论、波函数、测不准原理等工具对微观世界的理论解释；相对论则是爱因斯坦对接近光速时的高速世界所建立的决定论体系；到宇观层次，牛顿力学相当厉害，解释了天上星星的运行，在这个决定论体系中依然有三体现象这种多质点运动的复杂性。这些不确定性是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问题，世界观不同，艺术地创建想象世界的方法论就不同。

在决定论的世界观下面，好莱坞的电影是线性的，是决定论的，有高潮有结果，但是当代电影可能不是线性的，不是决定论的，是有选择的，而且也是有蝴蝶效应的，比如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不是线性的。人们习惯用概念讲话，但电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体系，科幻也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个语言体系大家研究的太少了。在电影上我们用镜头讲话，我们用动作，用情节，用节奏，用场和幕在讲话，不是从概念，从词，从符号来讲电影。人类的思维并没有被简单的决定论训练成线性思维，不仅有逻辑，还有直觉，还有灵感。直觉和灵感是多维的，可能是创新之源，科幻文学和电影创作的源泉。

创作者就是创世者。每个科幻作家，几乎都是单枪匹马地建构一个世界，创作者的世界是多维的，电影导演站在比观众高的维度，要把导演头脑中建构的高维时空流形呈现为一个现实的作品，就要通过视听的语法结构，以蒙太奇的方法切割组合成观众的维度，呈现给观众，这是电影导演的专业工作。

导演讲述故事有四种方式，简单地讲述简单的故事，这是学生习作；简单地讲述复杂的故事，这是作者电影；复杂地讲述简单的故事，这是好莱坞经典叙事；复杂地讲述复杂的故事，这是科幻电影，这也是科幻创作中的一个大困难，科幻创作者是创世者，创世者当然能够在自己建构的世界探讨规律，解决困难。

拍好科幻电影为什么很困难呢？因为一个好世界和一个好故事可能有天然的冲突。什么是好世界？一个作家，费尽心思建构一个世界，一定是逻辑自洽的。什么是好故事？比如说有一个科幻的灾难发生了，解决这个灾难，就是一个故事。对于一个科幻作家，世界观构建要完善，让读者认为这世界从科学上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好的世界。但一个好故事恰恰不能那么完善，一个好的故事来自一个个矛盾的解决，一个个冲突的解决，来达到一个个高潮。

科幻作品创生超级战士和概念武器。许多科幻作品都有战争场面，以探讨军事技术、以及未来战争中战略、战术发展为题材的科幻作品可称为军事科幻。

很多先进武器概念来自于科幻作品。1913年，威尔斯在科幻小说《使世界获得自由》中，描写英、法、美组织对德世界大战，原子弹被投到世界上所有的重要城市里。1932年，西拉德偶然间读到这本书，深以为然。1934年，他终于计算出了可控链式反应的方程式。1939年，西拉德请求爱因斯坦利用其显赫的名声，游说罗斯福研制原子弹。这便是核武器诞生的一段幕后故事。

很多大家习以为常的场面其实来自科幻电影，比如火箭上天时的倒计时，其实是来自一部描写太空旅行的科幻电影《月球少女》。凡尔纳在《机器房子》里最早提出“坦克”的构想。不过它没有履带，更象一只钢铁怪兽。《007系列》给我们呈现了不少太空武器。八十年代《天上的钻石》里，阴谋家用钻石透镜卫星聚集太阳能，烧穿核弹发射井。在《黄金眼》中，俄罗斯制造出名叫“黄金眼”的太空电磁波武器，这种武器专门摧毁敌方的电子设备。《择日再死》中， 反一号制造出太阳能聚波武器，可以切割冰面，更能摧毁雷区。

超级战士的概念最早也来自科幻电影。科幻电影《兵人》为我们展示了通过遗传工程培育的超级士兵：第一代“兵人”是严格选择的基因优秀者，第二代便已经是基因加工处理过的“半人”了。随着“兵人”身体里人工成份的增加，他们的人性成份则在减少。

军事科幻正当其时。军事电影或战争片是观众喜爱的类型，中国的军事影视作品目前主要呈现为反映建国之前的革命战争题材以及现当代部队建设、训练和演习的军旅题材，连建国后打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作战、对越作战等近现代战争也因为国家外交考虑很少拍成电影，与美国好莱坞对战争片题材的选择形成鲜明对照。

美国人使用军事科幻和其它高科技军事题材作品，刻意塑造出“打遍地球无敌手，代表人类战外星”的形象，象“电磁炮”这种新概念武器更是直接出现在科幻片中，令世界各国观众在观影中不知不觉成为美军粉丝。“对于少年儿童，特别是男孩来说，军事科技有着无法拒绝的吸引力。”在军事科技一日千里之际，国产战争片拍得低概念低科技，满足不了广大军事文艺爱好者的胃口，这无疑拱手将军迷需求空间让给好莱坞高科技战争作品。既然美国电影界可以与军方高度配合，拍摄这种直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作品，中国为什么不能？如果转变军事文艺作品的创作思路，抛掉“写实”和“写史”的约束，以科幻方式描写未来军事技术的发展，军事影视的发展空间就豁然开朗。

军事科幻的中心转移。军事科幻的发达程度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科幻十九世纪发生于欧洲，二十世纪其中心转到美国，背后正是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科技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1904年，荒江钓叟发表《月球殖民地小说》，被国内科幻界公认为中国第一篇原创科幻。当时的中国军事科幻也只能使用外国作家写烂的题材，并无创新。梁启超在未完成的《新中国未来记》里，设想过“中俄大战”。“东海觉我”在《新法螺先生谭》中，描写中国万吨军舰巡行在地中海。这个场面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才通过中俄联合军演成为现实。民国时期许地山写的《铁鱼底鳃》发表于1940年，是该时期军事科幻代表作。小说里有建造新型潜艇的构想，它配有人造腮，可以长时期在水下潜行。

建国后，中国曾经有过两次科幻高潮。一次从五十年代初直到文革前夕，涌现出上百篇作品。另一次从1978年持续到1983年。有趣的是，第一次科幻大潮中出现的作品往往以和平建设为题材，几乎找不到军事科幻的影子。1978年前后，科技报刊大量复刊或创刊，给中国科幻提供了发表园地。由于正值冷战高潮，这一时间军事题材成为创作热点。比如在郑文光名作《飞向人马座》里，中国的光子飞船就被“北方大国”间谍破坏。1962年，科幻作家童恩正创作出《珊瑚岛上的死光》。由于文革影响，迟至1978年才获发表，并且被改编成科幻电影和科幻广播剧，产生巨大影响。叶永烈在《欲擒故纵》中，描写伪装成猫头鹰和蜜蜂的军事侦查技术。达世新的《在“飞剑”号失踪以后》描写了深海军事基地，以及由电极控制的海豚部队。现在，美国的海豚部队已经运用于实战。吴岩在《引力的深渊》设想“引力波”武器制造了类似于魔鬼三角洲的效应。在《潜伏者的阴谋》中，高炜宾和孙洪威描写了地震武器的使用，以及针对它的应对措施。谭楷在《死神的吻》中，描写了细菌战的惨烈后果。

上述作品发表十余年后，海湾战争作为第一场高科技战争震惊世界，说明在技术上有代差的两支军队根本不能平等交锋。现代战争中新型武器越来越重要，意味着两国之间的交锋谋划于参谋部，决胜于军工实验室，战争前线未必是物理前沿。“成飞”、“沈飞”与“波音”、“洛-马”之间的较量，同样是人与人的较量，同样需要毅力和智慧，过程同样惊心动魄。由于实战场面的描写较少，主要人物通常是科学家而非部队官兵，但无疑属于军事作品。将笔触从前沿、从军营转移到军事科研院所，即使不一定去写军事科幻，也是军事作品的重大突破。

90年代初开始，中国科幻进入新时期。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算是处在这个阶段里。其中的军事科幻代表作如王晋康的《生死平衡》描写了细菌战的场面。在《终极爆炸》中，王晋康设想了威力远超核武器的可怕事物。刘慈欣喜欢写军事场面，在《全频道阻塞干扰》、《超新星纪元》等作品中都有大量战争描写，刘慈欣的《球状闪电》是一部标准的军事科幻小说。“球状闪电”成为中国军方的新概念武器——“机载雷电对地攻击系统”。小说还详细描写了前苏联为研制球状闪电武器而花费的庞大努力。在《波斯湾飞马》中，刘慈欣描写用基因工程改造的飞人。郑军的长篇科幻小说《决战同温层》的构思与美国军方“黑暗空间站”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制造大型载人飞艇，常驻于同温层作为预警平台。

军事作家长期接触军事科技前沿，他们对科幻也一直情有独初衷。80年代宋宜昌的《祸匣打开之后》对高科技武器的运用描写得十分到位。1981年，朱苏进以中篇小说《射天狼》而广受关注，那是一篇写和平时期军事演习的小说。但他的科幻小说《祭奠星座》没有受到现实演习的约束，也出现了人脑移植这样的未来技术。朱苏进另一篇军事科幻小说《四千年前的闪击》里一个痛感现代人类萎缩退化的科学狂人到北极圈冰层里找到一具冰冻的远古人类尸体，取其尚有生命力的精子来培养“优秀人类”。因“超限战”而闻名的乔良创作过优秀的军事科幻小说《末日之门》虚构中、俄、印、日相继卷入世界大战的情形。书中的“末日之门”是国际恐怖分子制定的以网络为袭击目标的计划。

当今主流电影观众是已经是95后，他们可能从互联网上，从大量的美剧，从各个方面得到电影的熏陶，科幻的熏陶。观众倒逼创作者接近世界的水准，这对于今天的电影创作，对于所谓的科幻影视元年，会起一个促进的作用，为创作我们的科幻电影精品提供推动作用。虽然我们的电影工业化程度还不高，各方面的专业人员还在成长当中，对于电影《三体》，我们还不敢特别看好它的制作水准，但是它形成了一个热点，这可能是从1983年以来科幻界的一个扬眉吐气的时期，激励科幻创作者去迎接“科幻电影元年”这个时点，参与到这个趋势，参与到电影和科幻的相互融合的潮流中，这就是创造历史。对中国军事科幻的前景笔者也持乐观态度。因为中国军事科技，甚至整个科技都在大踏步前进，为国内军事科幻创作提供了最好的源泉。我坚信中国的军事科幻电影与我国军事科技发展会抓住历史的机遇，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打造出代表地球水平的概念武器与超级战士，拯救地球文明的重任终将落到中国人肩上。

《中外军事影视》2015年12月份刊发